“我想他一定对约翰的某个弱点了如指掌！”
“除此之外，他也十分清楚，以约翰的身份，就算失踪，他的手下也不会选择报警。这点，跟比尔案完全一样。”
“综上所述，凶手的控制欲非常强，心思缜密，步调谨慎，但同时又透出强大心理的挑衅。”
“再来讲讲第二点，仇视。当然，我们对社会关系的摸排，还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无法完全确定为仇杀。但我所说的这种仇视，不是受害者与凶手之间有直接的仇恨关系，而是一种映像的仇恨心理。就好比，我仇恨富人，而这个人是富人，所以我同样会杀了他一样。”
“我怀疑，比尔案是凶手第一次作案。比起复杂的作案手法，他更倾向于一击必杀的胜利。所以选择对象是体型相对瘦弱，自己比较有把握的比尔。之所以说仇视，是在他对比尔的袭击上。”
“棒球棍袭击后脑勺，在那样强悍的力道下，三四下比尔就已经身亡。可他并没有停止，据法医报告，凶手至少击打了二十多下。”
“就算在过于兴奋的状态下，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但二十多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故意为之。他狠狠地击碎了比尔的脑壳，宛如打烂一个西瓜。”
“而约翰案同样，凶手深深地抓住了对方的弱点，利用这个将他玩弄于鼓掌之中，看着他在绝望中一点点毁灭，这其中同样蕴藏着深厚的仇恨。”
可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让亨利信服，他觉得道格拉斯的分析带有太强的个人色彩，根本不足以将两个案件并立。
亨利抱臂，冷淡地提出自己的质疑：“道格拉斯，你的分析很‘精彩’，简直宛如故事般引人入胜。但你要明白，我们面对的是现实，不是梦幻。”
“我就只需要说一点，就能否定你的全部猜测。在比尔案中，凶手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痕迹。可是在约翰案中，却留下了足以证明他身份的证件和残留着药物的酒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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